【摘要】城鄉融合發展是基于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的統籌，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空間治理導向是高質量發展，旨在實現生產空間高效、生活空間包容、生態空間綠色。生產空間治理要使優勢地區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為農村地區實現糧食安全提供保障，通過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生活空間治理的重點是改善城鄉交通，在城市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與供給，從而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而撬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生態空間治理的核心是生態價值實現，在大城市郊區或縣城提供改善型住房，并開展農村特色生態旅游、打造國家公園區域公共生態品牌產品體系，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 鄉村全面振興 生產空間 生活空間 生態空間 縣域

【中圖分類號】F299.2/F3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7.011

【作者簡介】吳宇哲，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學術委員會主任，浙江大學城鎮化與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土地科學與不動產研究所所長、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城鄉融合發展方向帶頭人。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管理、城鄉住房、國土空間規劃與治理。主要著作有《城市住房價格時空演變研究》《自然資源國際合作》《空間治理》《國土空間規劃》等。

引言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既需要新型城鎮化，又需要鄉村振興，還需要城鄉融合發展。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強調，“在這樣一個關鍵的路口，必須走出一條新型城鎮化道路，切實把握正確的方向”；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空間的視角，要想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齊頭并進，就需要促進城市與鄉村空間治理的協同。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對相關工作進行了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進一步明確要完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城鄉融合發展核心是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一方面，要健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另一方面，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并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落腳點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空間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土地是空間治理的載體，縣域是城鄉融合發展空間治理的基本單元。

城鄉空間治理的邏輯起點

從漢字的本義出發，“治”可以詮釋為從水的源頭和流量開始，根據環境、高差等特征，進行的修整或疏通。“大禹治水”，便是我們熟知的樸素治理理念。在現代意義上，治理常被理解為政府、市場、社會三類行動主體職能實施的組合，三者間的相互嵌入形成動力機制和制衡機制。政府主導治理的基本特征是控制與命令，市場主導治理的基本特征是選擇與競爭，社會主導治理的基本特征是認諾與遵守。[1]

空間可以用密度、距離與分割三個關鍵要素表征。從生產的視角，城鄉區別的本質是密度的差異，城市的人口密度、資本密度、創新密度都高于鄉村。因此，城市的人均收入通常高于農村，而這會使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這也就是城鎮化的驅動力。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要素流動，受到距離影響，體現地理學第一定理“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但是近處的事物比遠處的事物更相關”[2]。分割不僅可能因河流、高山等自然因素造成，也可能源于制度層面的阻隔，前者可以通過橋梁和隧道等技術手段解決，而后者涉及國界、行政邊界，或者是產權邊界，因而更為復雜。空間表征的密度、距離與分割三要素，如果進入分析層面，三者分別對應集聚、移民和專業化；進一步上升到政策層面，則分別對應城鎮化、區域發展與地區一體化。[3]

城鄉空間治理首先是針對密度要素。城鎮化帶來了集聚，而集聚是一把“雙刃劍”。集聚效應帶來了效率，因此需要發展城市群和都市圈，讓優勢地區有更大發展空間，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4]但是快速城鎮化會導致城市病的出現，不僅包括交通擁擠和嚴重污染等問題，還有住房緊張和失業增加，甚而是社會分層和犯罪等問題。城鎮化的推進需要拓展城市空間，保證足夠的工商業用地、住宅用地和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于是在資源層面上，包括耕地在內的農用地被占用，從全國的視野來看，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強調的是，由于我國城鄉土地二元結構的存在，城鎮化需要征收農村集體土地轉為城市國有土地，如果補償不到位，則會導致農村和農民利益的損失，甚至引發沖突。[5]

城鄉融合發展需要以縮短距離為基本前提。由于空間位置的固定性，所謂縮短距離指的是縮短交通時間。因此，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形成合理便捷的交通網絡，從而降低物流成本，尤其提升勞動力空間流動的便利性，成為應對距離要素的空間治理策略。在城市經濟學中，城市的邊界是以勞動力市場的邊界來定義的，通勤時間在60分鐘內的勞動者被認定為該城市的勞動力人口，[6]這是從人本主義出發，符合人的出行行為。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交通改善，可以使小城市更多接受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輻射，鄉村更多接受縣城的輻射。交通改善可以使人口的遷移更加便捷，降低物流成本，有利于“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不僅有助于實現城市資源流向農村，例如，城市的農業技術員快速到農村，農村新鮮農產品快速到城市，而且方便城鄉優勢互補，例如，城里人去鄉村休閑，以及農村人進城就醫。

分割治理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難點。一方面，分割的好處是產生專業化分工。從更大的空間尺度來考察，可以因地制宜地進行國土空間開發與保護，這也是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原理。另一方面，分割造成了邊界的不可穿越性，在國際層面是人口流動的限制、貨幣與規則的差別，這是比距離治理更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如戶籍制度、土地產權在城鄉之間的差異等，增加了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城市保障住房覆蓋對象擴面的難度，并進一步影響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因此，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是未來土地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還是空間治理的難點。

縣域是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空間治理的基本單元。“郡縣治，天下安”，未來如何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非常重要，因為縣城處在“城尾鄉頭”，上可以對接大城市，下可以對接鄉鎮和農村，因而對協同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全面振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意義重大。因此縣城的規劃、建設和治理需要協同，產業規劃定位、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建設、生產要素的治理需要統籌。在一定意義上，推進城鎮化需要以效率為驅動，實現鄉村振興需要以公平為底線，進而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通俗的理解是，要通過城鎮化把經濟蛋糕“做大”，同時通過城鄉融合發展把蛋糕“分好”，縮小城鄉差距，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以下簡稱“三生空間”）是開展城鄉融合發展空間治理的三個維度。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發展的核心目標，因此生活空間治理要以人為本；要實現美好生活這個目標，需要生產驅動，我國仍然處在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因此生產空間治理必須考慮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遵循規律；與此同時，面向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我們需要守住生態底線，生態空間治理要求我們對自然有敬畏之心。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因此空間治理的導向必然是高質量發展，要實現生產空間高效、生活空間包容、生態空間綠色。換而言之，“三生空間”中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真善美”的價值意蘊，生產空間求真，生活空間求善，生態空間求美（見圖1）。

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生產空間治理

目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尚未達到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標準。在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中，要解決我國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因此，城鎮化在生產空間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而推進城鎮化需要以“集聚指數”為指導。集聚指數由世界銀行在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用于改進傳統的城鎮化定義，其提出1平方公里的人口密集區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則達到城鎮的基準：（1）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50人；（2）抵達規模較大的集聚區在60分鐘的交通時間內；（3）這個可達的規模較大的集聚區人口必須達到5萬的閾值。我們用集聚指數指導推進縣域城鎮化的思路是：當一個縣域擁有一個或幾個5萬人以上集聚區后，核心問題就是改善人口密集區與集聚區的交通條件。對于非邊疆縣域，縣城通常會首先滿足5萬人這個條件，因此，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成為空間治理的重心。實質上，“集聚指數”是指導“就近城鎮化”的重要理論基礎。在密度和距離的空間關系滿足“集聚指數”條件后，核心是縣城產業如何定位，以避免與最近的大城市的相關產業形成競爭，最好在同一產業鏈上形成互補相依關系。縣域對傳統產業的選擇是基于依據區位商原理對其是否具備競爭優勢的判斷，對于新興產業的選擇要進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與當地的資源稟賦相適宜。在縣域內部，縣城與周邊鄉鎮要形成合理的網絡功能分區和產業關系。上述治理過程中有規劃的成分，但更要順應市場規律，發揮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協同作用。

從生產的角度看，城市遵循規模報酬遞增規律，往往具有自我增強效應，因此城市生產空間治理的導向是實現集聚高效發展。《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的全球性統計數據顯示，高收入國家52%的人居住在人口規模100萬以上的大城市，而低收入國家，這個數據僅為11%。[7]有鑒于此，需要在實踐中充分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優化土地管理，健全同宏觀政策和區域發展高效銜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優先保障主導產業、重大項目合理用地，使優勢地區有更大發展空間”的關于生產空間治理的指導思想。城市生產空間治理的重心是優化城市工商業土地利用，加快發展建設用地二級市場，加強制造業和服務業相互促進，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其中，相較于提供生活性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更為重要。以德國為例，2023年德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德國，服務業生產總值占GDP的70%，服務業中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又為70%，正是這兩個“70%”奠定了德國強大的制造業體系。[8]加強生產性服務基礎設施的用地配置，大力發展R&D、金融服務、人力資源培訓、信息技術、物流倉儲等生產性服務業，才能實現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生產性服務業得以發展，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是青年成長型城市治理的首要任務。改革開放后，深圳為何能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后的第四個一線城市，重要原因就在于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關于浙江省的特色小鎮發展，已有各種解釋，但是為何一個早期并不顯眼的工業園區能轉型為具有活力的特色小鎮？這是因為在原來工業園區中配置了大量生產性服務業用地，同時配套建設人才公寓、研發中心、物流基地，通過產城融合，推動園區的產業升級。

傳統農業遵循報酬遞減規律，即在一塊土地上不斷追加投入，產出并不能按比例增加，而呈現遞減趨勢。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我們需要保證足夠的耕地面積才能實現農業邊際產出大于邊際投入，這也是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的重要理論基礎。因此，面對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實現國家糧食安全需要落實耕地數量、質量、生態“三位一體”保護。這不僅需要改革完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完善補充耕地質量驗收機制，更需要完善高標準農田建設、驗收、管護機制，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成為適宜耕作、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的現代化良田。從空間治理角度看，未來加強永久基本農田的空間管制，并進一步提升永久基本農田質量是耕地保護的核心。浙江省“千萬工程”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建設高標準農田，通過農田整治，改善農田基礎設施，實現旱澇保收。我們要樹立大食物觀，健全和落實種糧農民的收益保障機制，宜農則農、宜經則經，大力開展現代設施農業建設，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增加農民收入。

從城鄉融合的角度來看，制造業和服務業是隨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而分離，并實現了產業升級。隨著城市制造業發展，化肥、農藥、地膜、機械等流入農村，才形成現代農業；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的服務業逐步發展，互聯網、物流、金融服務等融入農村，才發展出了“淘寶村”等。杭州臨安的“太陽公社”是依靠流轉土地注冊的一家農業企業，利用生態種植和生態養殖為城市提供高附加值的有機農產品，當地農民成為企業工人，并開展“大自然教育”為城市孩子提供夏令營等活動，由此實現企業盈利、農民增收，充分體現了城鄉融合發展。從宏觀視角看，推動形成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國土開發協調有序的新格局，可在優勢地區和內陸地區之間構建包含補充耕地指標和建設用地指標在內的土地利用指標跨區域交易機制，而在城鄉融合發展層面，空間治理的重要措施是城鄉用地增減掛鉤機制，實質是保障了優勢地區的土地指標（發展空間），同時通過轉移支付使鄉村地區的發展有了資金來源。

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生活空間治理

2016年，第三次聯合國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通過了《新城市議程》，重點圍繞包容性發展規劃藍圖。在城市，我們一方面利用市場機制，通過普通商品房滿足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而另一方面，低收入者需要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我國當前普通商品房建設總體上已經呈現結構性過剩，房價收入比高，超過了潛在中等收入者的購買力，無法實現有效需求，這成為實現“住有所居”的一道障礙。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的人戶分離人口數高達4.93億，超過總人口的1／3。這些戶籍在農村、工作與生活在城市的人戶分離人口，恰恰是未來我國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只有將這些潛在的中等收入者轉為真正的中等收入者，才能形成穩定的“橄欖型”社會。為此，我國應該發揮土地公有制的優勢，大力推廣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助力“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保障性住房建設不僅可以拉動上游的鋼筋、水泥等建材消耗，實現有效供給，還可進一步帶動下游家具、家電、日用品等的消耗，這是一個規模巨大的內需市場。隨著住房的解決，“新市民”子女教育問題也將得到更好地解決，并與“三險一金”形成合力，使“新市民”的社會保障隨之建立，從而拉動長遠的消費，在真正意義上落實新型城鎮化。對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要盡量選擇在供地空間大的郊區，改善公共交通。對于人口超過300萬的大城市，如果有條件的可以在軌道交通的最末端配套學校、醫療等生活服務設施，這將有利于“新市民”的子女、老人舉家生活在城市，實現“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對保障性住房的分配必須嚴格把握供給人群，避免造成新的不公平。目前對于普通商品房過剩的中小城市（縣城）而言，可以以政府回購形式提供保障性住房，未來還可以向特定無房人群發放住房消費券，用于其支付首付，將普通商品房轉為“共有產權房”，實現“住有所居”。

在農村，集體組織成員通過宅基地制度可以無償獲得福利性居住用地。宅基地制度保障了留在農村農民的居住條件，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也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優勢的體現。在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簡稱“三權分置”）改革中，與所有權和使用權相比較，資格權是一種新的提法。資格權在理論上就是強化農村原來的宅基地制度，落實“一戶一宅”，改變原來“增人不增地”，讓“增戶”有獲得宅基地的資格，讓農村受惠的人群更加廣泛。由于規劃空間的限制或用地指標的不足，一些到達“戶”條件的農民無法兌現宅基地使用權，此時賦予其的資格權，實質上是一種使用權的“期權”，將在未來通過規劃分配、村內調配、祖宅繼承等方式實現。[9]使用權改革是為了增加農戶的財產性收入，但是重點對象是那些進城務工的農業轉移人口，“允許農戶合法擁有的住房通過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

根據集聚指數的定義，每平方公里人口數達到150人就是一個集聚點，而若一個集聚點到5萬人集聚區的交通時間在60分鐘內，則這個集聚點就是城市化地區，因此，改善農村交通設施是空間治理的重要工作。“要想富，先修路”，建設好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道路，不僅有利于把新鮮農產品快捷送往城市，更有利于鄉村接受城市的輻射帶動。浙江省210省道連接著杭州桐廬與金華浦江，被譽為“最美省道”。210省道沿線的村莊通過田水路林村綜合整治，成為“美麗鄉村”范本，更是形成了鄉村旅游共同體，通過村莊間的優勢互補，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來鄉村度假休閑。

城鄉融合發展的一個關鍵點，是人戶分離人口在城市落戶。當戶口在農村而工作與生活所在地在城市的這些人口在城里的住房有了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了，農村的宅基地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閑置。《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明確，“國家允許進城落戶的農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償退出宅基地，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閑置住宅”，進城落戶是前提條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未來需要把宅基地有償退出辦法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政策貫通起來。201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提出，“允許村集體在農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償收回的閑置宅基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樣不僅可以增加農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還可以培育農村“新村民”，為鄉村振興注入活力。因此，如何“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

城鄉融合發展中的生態空間治理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需要建立健全覆蓋全域全類型、統一銜接的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規劃許可制度。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看，生態保護紅線在未來將越來越重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的一體化保護是生態空間治理的基礎。生態是一個系統，強調碳、水、氮的循環。從全球空間尺度來看，在人類沒有開采煤炭、石油前，地球上的動物呼出二氧化碳，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碳處于良性循環。但是，工業生產需要大量能源。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大量利用導致長久以來的碳循環被破壞，空氣中滯留的二氧化碳增多，形成地球溫室效應，進而導致極端氣候的產生。從區域尺度來看，山水林田湖草沙中水循環發揮著極其關鍵的作用，如果丘陵山地的森林被過度砍伐，尤其是開發坡度25度以上土地作為耕地，就會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如果在年降雨量小于400mm的半干旱區大量開墾耕地，就會導致土地的沙化，這樣水循環就被破壞了。從地方尺度來看，氮的循環更是治理的關鍵。比如農業中氮肥用量過多，面源污染將導致水系富營養化，同時影響土壤的pH值，改變蚯蚓生活的環境，最后導致土地板結。如何讓秸稈合理還田，避免化肥過度使用，從而實現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的氮循環，是尤為重要的問題。這需要建設多元化生態保護修復投入機制，同時深化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

生態導向的開發已經成為當前城市發展的重要理念，城市公園、城市綠化、河流綠道是當下城市更新和治理的重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支持城鄉居民多樣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充分賦予各城市政府房地產市場調控自主權，因城施策，允許有關城市取消或調減住房限購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標準”，需要積極探索在大城市郊區或縣城容積率1.0以下的改善性住房開發，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與大城市相比，縣城擁有山清水秀的生態環境，可充分利用縣城周邊低丘緩坡地帶的非耕地建設改善性住房，以保護耕地資源，促進生態價值實現。隨著我國交通路網的日益完善，縣城與大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系更加密切，時空距離進一步壓縮，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壯大打破了生產、生活活動的地理空間約束，為縣城吸引人才提供了可能。改善性住房建設有利于帶動智慧智能家居等行業的發展和消費，提供家政、家庭綠化等新的就業崗位，為國內大循環注入動力。空間治理的邏輯需要從早期的“產業（傳統園區建設）——勞動力（吸引體力勞動者）——城市（普通商品房開發）模式”，轉變為未來的“城市（生態住房開發）——勞動力（吸引智力勞動者）——產業（新的業態形成）模式”，這樣才能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對于縣城建設改善性住房，應從土地開發強度和環境適應性等規劃要求出發，采取點狀式供地，以避免出現大規模建設超過生態環境容量的情形，同時應盡量靠近高鐵站點或高速公路入口，方便大城市高收入群體實現職住地之間快速往返，同教育、醫療、文旅資源配套，通過城市品質營造吸引人、留住人的環境，為縣城發展注入新動能。必須強調的是，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對低密度的改善性住房應開征資源占用稅，為三次分配實踐拓展新的思維。

農村往往具備更好的生態資源，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生態空間治理的重點。就城鄉關系而言，開展鄉村生態旅游是一個重點。2019年中國鄉村休閑旅游業接待人次超過30億，剛好占國內旅游人次的一半，未來鄉村休閑旅游將成為一個重要產業。浙江德清在當地“裸心堡”“裸心谷”等特色民宿的帶動下，利用當地良好生態，精心打造莫干山生態資源，使民宿成為當地鄉村的支柱性產業。在國家公園建設上，核心控制區必須加強生態紅線管制，一般控制區可以有條件地開展指定線路或指定地點的生態觀光旅游，而外圍協同服務區，則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點。碳交易是當前生態價值實踐討論的一個熱點，而如何打造國家公園區域公共生態品牌產品體系是未來的重點。在荷蘭的農產品分類中，價格最高的是山區地理標志的農產品，其次是有機農產品，最后是普通農產品。可見，生態保護不一定都意味著成本付出，生態空間治理的驅動力在于生態價值轉化，必須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

展望

空間治理需要人、地、錢的協同，這就需要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稅制度的聯動改革。一是戶籍制度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讓城鄉人口遷移更加靈活，實現勞動力要素的空間高效流動。我國人口高峰已到來，在未來，大城市的空間治理要與落戶政策協同，而對于很多縣城，城市收縮將是空間治理必須面對的問題。二是土地產權改革仍需深入推進，以期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實現農村土地與城市土地的平權，這是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的基礎條件。三是財稅體制改革是未來重點，當前，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亟待轉型，未來需要完善房地產稅收制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要從當前以土地出讓金與生產稅為主導，轉變為以房產保有稅與消費稅為主導，而這一轉型的前提是我國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同時，要推進三次分配制度改革，讓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本文系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國土空間優化與系統調控理論與方法”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22YFC3800800）

注釋

[1]吳次芳、吳宇哲、彭毅等：《空間治理》，北京：地質出版社，2023年。

[2]W. R. Toble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1970, 46.

[3][7]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9.

[4]習近平：《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求是》，2019年第24期。

[5]A. Yu; Y. Wu; B. Zheng et al., "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of Urban-Rural Conflict in Urbanization: A Case of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 44.

[6]奧莎利文：《城市經濟學》第6版，周京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8]Y. Wu, "Cities: Innovation, Finance and Employment," Journal of Urban Management, 2024, 13(1).

[9]吳宇哲、沈欣言：《農村宅基地資格權設置的內在邏輯與實現形式探索》，《中國土地科學》，2022年第8期。

Spatial Governance i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u Yuzhe

Abstract: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an overall plan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guided b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production space is efficient, the living space is inclusive, and the ecological space is green. The governance of production space should give more room for development to advantageous area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guarantee for food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y supplying agriculture with industry and connecting rural areas with urban areas. The focus of living space governance is to improve urban and rural transportation,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and supply of low-income housing in cities, so as to realize the citizen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n leverage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To realize the core ecological value of ecological space governance, provide improved housing in the suburbs or county towns of big cities, carry out r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tourism, build a public ecological brand product system in national parks, and achieve "clear water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hills and silver mountains".

Key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all-a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duction space, life space, ecological space, county unit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