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時間交疊是中國社會治理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顯著特性。所謂時間交疊，是指不同時代、不同時期、不同時點形成的社會產物，以復雜多樣的形式不同程度地交叉重疊在當下的中國。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國社會最為龐大繁盛、結構最為復雜，而且具有超強的綿延能力。再加上內外交迫，時間緊迫，因此，中國在近現代的轉型過程十分曲折艱難，常常是一個制度變遷還沒有完成，另一個制度變遷就交疊而來，或者幾種重大的社會轉型同時進行。所以，近現代的時間腳步特別急促，僅僅在一代人的生命歷程中，就可能既經歷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又經歷社會主義社會；既要熟悉計劃經濟體制，又要適應市場經濟體制；這邊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那邊已經進入信息化、全球化以及互聯網等為特征的后工業時代，一代人可以經歷西方幾代人才能經歷的社會階段。至于可能經歷的政治運動，以及社會身份和境遇的急劇變化，更是西方人所難以想象的。就連我們自己，也不可避免所謂“身體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腦袋還留在封建社會”“一只腳踏進市場經濟，另一只腳還停在計劃經濟”之類的情況。這種時間交疊，直接帶來了社會規范的錯位、社會秩序的無序和價值評價的混亂，從而給社會治理帶來了無法想象的難度。

而西方國家在社會治理上占據時間的先機。以工業化、城市化為特征的現代化進程始于西方國家，它們最早面對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各種人口、經濟與社會問題。但是，它們有充足的時間加以逐步消化、反復探索、自我修復乃至轉嫁他國，從而用時間來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是一個時間擠壓與時間趕超的過程，國內外的環境使得我們必須要用盡可能短的時間趕超發達國家數百年的發展過程，而不可能采取“自然的”、按部就班的發展方式以及社會治理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經驗只具有相對的參考價值，而不具有可復制、可移植性。

第二，空間壓縮是中國社會治理面臨的另一個復雜情境。由于歷史原因，致使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以及后工業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同時堆積在我們當下這個場域中，甚至在每一個地方都面臨著諸如怎樣消解城市與鄉村二元空間區隔、如何進行市民與居民之間的協商共治之類的問題。而且這種空間壓縮，還表現為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均衡。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現代化進程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差異性與不均衡性，這意味著東部地區的社會治理內容、手段與方式就不能簡單地照搬到中西部地區，城市的社會治理方式也不能直接復制到鄉村社會中去；南方的社會運行有別于北方，南方的社會治理模式也不一定完全適用于北方。也就是說，我們只有采取非線性的、多樣化的治理方式與治理手段方能有效地解決中國復雜的社會治理問題。例如，東部地區的上海、廣州等地已經與發達國家的城市現代化水平相差無幾，它們的社會治理理念較為先進，社會治理主體較為開放，社會組織發展很快，社會運行機制較為靈活，社會監督逐步完善；而中西部農村地區的發展較為封閉，民眾的現代治理觀念及意識還比較淡薄，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尚未發揮，這些地方的社會治理更加難以接受“西方的技術手段與技術平臺”，很多情況下還需要繼續依賴傳統經驗。我國社會治理在空間分布上的復雜多樣性，使得即使在國內各個地區之間尚且不能簡單套用，在中西之間就更加不能忽視這種空間特性，對于西方國家的治理經驗不能簡單地照搬和移植，而只能有選擇地“借鑒”。③

第三，人口數量和結構變化是我國社會治理必須面對的現實情境。國家統計局2014年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人口總數達到13.6億，而且不同省際之間人口數量差距很大。僅每年的流動人口就達到2.45億，介于俄羅斯人口總數與美國人口總數之間。如此眾多流動人口的衣食住行、勞動就業、生老病死等問題不是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手段所能應對的，僅僅十幾萬中東難民涌入歐洲就使之疲于應付，就是明證。

人多，不光是個數量概念，它必然意味著社會關系繁復、社會結構復雜。我國各地人口的年齡結構、收入結構差異十分顯著，邊富邊老、未富先老、先老還窮等問題同時存在。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江蘇等經濟發達省市早已進入老齡化乃至高齡化時代，這些省市的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16%，④而部分西部地區尚未進入老齡化階段。在這種復雜情境下，簡單地采取同一種治理理念及方法顯然是不科學、不可取的。